近日，又有得闹腾了——湖南常宁的一位村主任蒋先林，将他所在地的市财政局（县级市）告上了法庭，理由是破天荒的——该局超预算购买了两辆小车，他诉求将违法购置的小车上交国库，以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（见《中国青年报》）。一时间，大众哗然一片，媒体热评一连串，舆论多数认为，这象征着中国的公民意识的觉醒，乃一大进步。

我的心却堵得很，我想问，公车改革改了这么多年，为什么会越改越多呢？常宁市财政局明明没有预算，还是要增购公车？公车的诱惑力为什么这么大？他国是否也如此？非也。

德国公车极少，就连柏林这样级别的城市，公车仅92辆，其中个人专车37辆，一般办公用车15辆，送文件车23辆，礼宾车5辆，官员如要私用，须交包括汽油费、停车费、损耗费等在内的各种费用。其中还有很多是租赁来的，联邦政府接待外国元首用的奔驰600就是临时从汽车公司租赁的。原总理施罗德，上班坐公车，下班却只能开自己的老爷车。

日本的公车接送领导都是只到车站，剩下的路程由他们自己乘坐其它交通工具。级别不高的公务员，即使公务用车，也要经过复杂的申请手续，而且还必须是远途、公交不便的。

韩国首都首尔，1000多万人，数千公务员。仅4辆公车。市长一辆，三个付市长各一辆。而且绝不许私用，公务结束后，即入库登记。没有重要公务时，市长也乘地铁上班。牌照也不搞特殊化，与私车无异。

意大利的一个省长，因为用公车把老婆送到了码头坐船，被消费者协会告到了法庭，指控他损害了纳税人的利益。官司几经周折，以省长败诉告终，获刑6个月。

 

而我们的公车呢，几乎就没闲着的时候。领导送完老婆孩子，司机接着用。即使几步路也要开上。领导一个招呼，谁都可以用。即使是付乡长镇长，也是人手一辆。在我定居过的某一个城市，每日最闹心的风景就是公车私用，呜鸣而过，招摇过市，你若有异议，反倒被指责脑子生锈，理由是——公车不私用等于送上门的女人不下手。

呜呼！是非颠倒！根据有关统计，我国公车消费一年达2000亿，与2006年度的国防开支差不多。

我们一个发展中国家，人均GDP只有1000美圆，在这方面却比德日等富国慷慨多了，他们人均GDP可是我们的数十倍啊。

什么原因？还不是有关部门的钱袋子抓得不紧。常宁财政局把纳税人的钱当成自己的钱，超预算花了，没人管。还是一个农民发现了。公车之所以被随便私用，就是因为预算太松了，钱袋子抓的紧一点，预算少一点。超了要让他们交油费路费，要追究责任，他们还能这么潇洒吗？

所以这事应该从源头抓起。到蒋先林起诉时，先前的很多监管其实已经严重缺位了。比如说当地的“人大”，既然制订了预算，就要监督执行。有不执行的，就应该发现，就应该制止。无法制止的，就应该移交纪检监察机构。现在轮到一个村干部来管这事，应该汗颜的人不在少数啊！

 

最近，学者张维迎提出，反腐要“缩权”。这无疑是中肯的。但我想还应加上“管钱”。权力缩小了，钱袋子管好管紧了，腐败的空间就小了。